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錄

這本書抅起我不少回憶。記得那年的五月，我每晚留意電視台的報導，為遠在北京的學生們打氣。他們只比我大幾歲，卻有著一份「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情懷，對社會現象作深入的探討，並有一針見血的分析。他們認為當前的中國面對以下的問題：

(一)          「知識分子多年來的生活窘境不單未見改善，而且趨勢越顯惡劣。教育經費捉襟見肘，佔國民生產總值不足百分之三，落後於發展中國家的水平。據國家統計局的材料顯示，在十二個行業的月平均工資中，教師收入居於倒數第三位，教師被迫賣茶葉蛋、補習賺取外快，社會上流行著『窮教授』、『傻博士』的說法，教師的待遇和社會地位之低，實屬世界罕見。從八四年九月至八七年九月間在職中小學教師和未就職的師範畢業生流失三十萬人，出現『有書沒人唸，有學沒人教』的局面。」(p.24)

(二)          「在社會層面，一度蔓延的『讀書無用』風氣，『腦體倒掛』現象，使學生開始關注如何做買賣，如何可以賺多些錢」(p. 219)。「……校園的經商熱、出國潮、『麻(雀) 派』、『托(福試) 派』盛行，同學愛『創(造) 收(入)』不愛理想」(p.203)。

(三)          當然亦有在上兩篇所提及的經濟矛盾 (032, 033. 學校真的沒有教過嗎?)，以及貪污腐化等問題。

他們走出校園，以行動來爭取：

(一)          公正客觀地評價胡耀邦的是非功過；

(二)          重新公正，客觀評論報導這次學運；

(三)          維護憲法；

(四)          反貪污、反腐敗，鏟除官倒；

(五)          盡快制定新聞法，允許民間辦報﹔

(六)          糾正十年來最大失誤，提高教育經費，改善教師待遇；

(七)          檢討政府重大政策性失誤。(p.350)

他們的熱誠和堅持，亦喚醒了北京市民、工人和知識份子(如冰心、巴金)，亦得到香港市民及僑居外地的同胞支持。

你可有想過學生們在上街悼念胡耀邦前，會「一個、一個地寫下遺書」，「有時候，誰也不知道明天之後，再見不到的會是誰！ 大家確是很害怕！想起電棍 …… 鐵釘皮帶 ……頭破血流 ……我也想不下去」(p.66)。

你又可有看過他們的《絕食宣言》？「死亡決不是我們的追求。但是如果一個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夠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夠使祖國繁榮昌盛，我們就沒有權利去偷生。」(p.78)

他們有的「靜悄悄地絕水，不驚動旁人，抱必死的決心」(p.80)，有的昏了，被送到醫院，一醒來又偷偷跑回廣場，繼續絕食。

「今次北京學運其中一個口號，是反官倒反貪污。高舉拳頭大聲疾呼的年輕學生們，他們的父母大部分都是國家幹部，而國家幹部大都涉及官倒及貪污的，難道他們要反自己或同學的父母嗎？這個問題，筆者曾詢問過不少當時在天安門廣場上絕食的學生，包括沈彤與吾爾開希，他們在回答問題時卻露出矛盾的微笑與惘然的神情，但答案都差不多一樣﹕『我們不管了，我們現在是搞理想，我們要改革整體的腐化現象，個別的犧牲：算不了甚麼！』(p.233)

學生們為甚麼要作如此大的犧牲呢？他們所承擔的邊際成本 (marginal cost) 遠遠高出個人所得的邊際得益 (marginal benefit)；再加上，他們所爭取的「維護憲法；反貪污、反腐敗，鏟除官倒；盡快制定新聞法，允許民間辦報；高教育經費」等全都是共享物品 (public goods)，學生們大可以讓別人去爭取，若是成功了，他們便可以搭便車 (free-rider)， 坐享其成。

經濟學解答不了他們為甚麽願意作這樣大無畏的犧牲，但可以預測：若每個人都有搭便車的心態，那這場運動就不可能成事，人民的生活也就沒機會得到改善。學生們的選擇感動了他們的同輩、老師，亦感動了數以十萬計的北京市民；市民們都走出來，自願為學生開路，為學生們帶來水、食物及衣物，為保護學生，把軍人圍堵作出游說，以分擔學生們的成本。他們所着眼的，是如何極大化整體的利益 (social benefit)！

六十四名香港記者編著 (2009)。《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錄 (二十周年再版》。香港：香港記者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