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二0

「二十年前，北京一批大學生，以悼念胡耀邦為觸發點的活動，演化為民運。學生、知識分子和新聞界，要求民主改革、反貪腐、反官倒、要求讓新聞界說真話。運動的結局，大家都很清楚了，但二十年前學生、老、中、青知識分子，以生命追求的變革，今天有沒有實現呢？今天的祖國，有沒有比廿年前更開放、民主、廉潔？傳媒自由度，有沒有比廿年前多了，還是少了？」(序)

作者二十年前在天安門廣場報導過八九民運；二十年後，她再重訪一批前學運人士。他們有著不同的際遇，回望過去，他們有著不同的看法、評價；「但有兩點相同的：一、他們都仍熱愛祖國、心懷祖國。二、很巧合地，大家都認為，開槍的結果令聰明的中國人更專心一意努力向錢看，為了錢甚麼道德都可以不顧，至於政治改革、為民請命這些摩登玩意，就更別談了。」(序)

二十年前，「當時連小偷都感動了，說我們現在不能偷東西了，全國都在關心這問題我們還能偷東西嗎」(p.25)？「八九民運留給中國人後世最大的精神財富，是當時北京市民捨身取義的精神，很多男女老少為了保護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冒着槍林彈雨，一批批的倒下，甚至有孕婦站在路中央去擋戒嚴部隊，為了一種理念，捨身取義」(p.52)。他們是無名英雄，備受尊敬。

「八十年代你出來為百姓伸張正義的時候，大家都會給你喝釆，現在 (武力鎮壓之後) 的人不會關心，覺得你神經病，賺錢去，搞政治幹嗎，幫着政府的人會說你是不是太激進了﹖」(p.163)

二十年後，「六四時的學生已經成為社會的主流和中堅，從廣場上走到今天大都小有成就，做學問的當上了博導和校長，做生意的成了億萬富翁，做官的做到了市長，作法官的做到了高級法院的院長，同行裏成功律師賺得腦滿腸肥」。「六四這代人正逐漸掌控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命脈，我 (浦志强，仍在北京的維權律師) 突然發現自己失去了批評的資格 --血氣方剛時可以講腐敗是共產黨造成的，但現在的腐敗我們其實也有份，我們都在推波助瀾都在設法腐敗，觸目驚心的貪贓枉法、買官賣官、行賄受賄、傷風敗俗，有哪件不是沒有這代人的身影？」(p.198)

在本網誌的前文 (034. 英雄的特質) 中提及的問題: 「學生們為甚麼要作如此大的犧牲呢？他們所承擔的邊際成本 (marginal cost) 遠遠高出個人所得的邊際得益 (marginal benefit)；再加上，他們所爭取的「維護憲法；反貪污、反腐敗，鏟除官倒；盡快制定新聞法，允許民間辦報；高教育經費」等全都是共享物品 (public goods)，學生們大可以讓別人去爭取，若是成功了，他們便可以搭便車 (free-rider)， 坐享其成。

經濟學解答不了他們為甚麽願意作這樣大無畏的犧牲，但可以預測：若每個人都有搭便車的心態，那這場運動就不可能成事，人民的生活也就沒機會得到改善。學生們的選擇感動了他們的同輩、老師，亦感動了數以十萬計的北京市民；市民們都走出來，自願為學生開路，為學生們帶來水、食物及衣物，為保護學生，把軍人圍堵作出游說，以分擔學生們的成本。他們所着眼的，是如何極大化整體的利益 (social benefit)！」

為什麼同一代人，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後的選擇卻是截然不同的呢？是不是坦克車壓碎了預期的邊際得益？還是子彈把邊際成本射高了？叫市民不敢「强求」搭上便車。但可以肯定的是：沒有制約的極大化行為，會導致資源浪費；社會將要承擔極大的代價。從血煤、毒奶粉和遷拆户等事件，可見一斑。

陳潤芝 (2009)。《六四二0》。香港：四筆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