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二0

「二十年前，北京一批大學生，以悼念胡耀邦為觸發點的活動，演化為民運。學生、知識分子和新聞界，要求民主改革、反貪腐、反官倒、要求讓新聞界說真話。運動的結局，大家都很清楚了，但二十年前學生、老、中、青知識分子，以生命追求的變革，今天有沒有實現呢？今天的祖國，有沒有比廿年前更開放、民主、廉潔？傳媒自由度，有沒有比廿年前多了，還是少了？」(序)

作者二十年前在天安門廣場報導過八九民運；二十年後，她再重訪一批前學運人士。他們有著不同的際遇，回望過去，他們有著不同的看法、評價；「但有兩點相同的：一、他們都仍熱愛祖國、心懷祖國。二、很巧合地，大家都認為，開槍的結果令聰明的中國人更專心一意努力向錢看，為了錢甚麼道德都可以不顧，至於政治改革、為民請命這些摩登玩意，就更別談了。」(序)

二十年前，「當時連小偷都感動了，說我們現在不能偷東西了，全國都在關心這問題我們還能偷東西嗎」(p.25)？「八九民運留給中國人後世最大的精神財富，是當時北京市民捨身取義的精神，很多男女老少為了保護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冒着槍林彈雨，一批批的倒下，甚至有孕婦站在路中央去擋戒嚴部隊，為了一種理念，捨身取義」(p.52)。他們是無名英雄，備受尊敬。

「八十年代你出來為百姓伸張正義的時候，大家都會給你喝釆，現在 (武力鎮壓之後) 的人不會關心，覺得你神經病，賺錢去，搞政治幹嗎，幫着政府的人會說你是不是太激進了﹖」(p.163)

二十年後，「六四時的學生已經成為社會的主流和中堅，從廣場上走到今天大都小有成就，做學問的當上了博導和校長，做生意的成了億萬富翁，做官的做到了市長，作法官的做到了高級法院的院長，同行裏成功律師賺得腦滿腸肥」。「六四這代人正逐漸掌控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命脈，我 (浦志强，仍在北京的維權律師) 突然發現自己失去了批評的資格 --血氣方剛時可以講腐敗是共產黨造成的，但現在的腐敗我們其實也有份，我們都在推波助瀾都在設法腐敗，觸目驚心的貪贓枉法、買官賣官、行賄受賄、傷風敗俗，有哪件不是沒有這代人的身影？」(p.198)

在本網誌的前文 (034. 英雄的特質) 中提及的問題: 「學生們為甚麼要作如此大的犧牲呢？他們所承擔的邊際成本 (marginal cost) 遠遠高出個人所得的邊際得益 (marginal benefit)；再加上，他們所爭取的「維護憲法；反貪污、反腐敗，鏟除官倒；盡快制定新聞法，允許民間辦報；高教育經費」等全都是共享物品 (public goods)，學生們大可以讓別人去爭取，若是成功了，他們便可以搭便車 (free-rider)， 坐享其成。

經濟學解答不了他們為甚麽願意作這樣大無畏的犧牲，但可以預測：若每個人都有搭便車的心態，那這場運動就不可能成事，人民的生活也就沒機會得到改善。學生們的選擇感動了他們的同輩、老師，亦感動了數以十萬計的北京市民；市民們都走出來，自願為學生開路，為學生們帶來水、食物及衣物，為保護學生，把軍人圍堵作出游說，以分擔學生們的成本。他們所着眼的，是如何極大化整體的利益 (social benefit)！」

為什麼同一代人，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後的選擇卻是截然不同的呢？是不是坦克車壓碎了預期的邊際得益？還是子彈把邊際成本射高了？叫市民不敢「强求」搭上便車。但可以肯定的是：沒有制約的極大化行為，會導致資源浪費；社會將要承擔極大的代價。從血煤、毒奶粉和遷拆户等事件，可見一斑。

陳潤芝 (2009)。《六四二0》。香港：四筆象出版社。

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

維基百科指制度是「人際交往中的規則及社會組織的結構和機制。制度經濟學是把制度作為研究對象的一門經濟學分支。它研究制度對於經濟行為和經濟發展的影響，以及經濟發展如何影響制度的演變。」前文中介紹的The conscience of an economist  (見本網上日誌013篇) 是分析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如何影響政策的制定，而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見015篇) 則指出一些國際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和 世界銀行 (World Bank) 等如何影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改革。在微觀的層面，Banker to the poor (見007篇) 談及在孟加拉的Grameen Bank 如何打破銀行常規，為貧窮的婦女提供微型信貸，從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法律趣聞》(見018篇) 則列舉不少鮮為人知的法律條文，並分析其制定成因。

談到制度的改變，中國的經驗給經濟學者很多有趣的研究題材。例如張五常在書中回應了這個問題：「中國的高速增長持續了那麼久，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中國一定是做了非常對的事才產生了我們見到的經濟奇蹟。哪是甚麼呢？(p.97)」

張認為這三十年來的發展重心是「中國的經濟改革必須有一種轉移，要從以等級界定權利的制度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或者說要從一種合約安排轉到另一種合約安排來約束競爭。」書中詳細分析了八十年代的承包合約制如何提升農業產量，亦指出縣的競爭制度，如何使長江三角在動盪的九十年代，仍有爆炸性的發展。

這本書亦秉承佛利民在Tyranny of the status quo (見017篇) 中的分析，指出任何形式的制度干預都會影響人們的行為和抉擇，而結果多是制定者所始料不及的。張五常在後記中提到，他認為新勞動合同法的施行會是一個災難，你能理解他的憂慮嗎？

Steven N. S. Cheung (2008). 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HK: Arcadia Press 

Tyranny of the status quo.

Friedmans believes that government is coercive and every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in the free market breeds unintended results. Here are two examples:

Example 1 – jobs bills

The U.S. government intends to create jobs by raising the gasoline tax to finance the highway and bridge projects.

Who benefits?

Workers employed to rebuild the roads and bridges.

Who is harmed unintentionally?

(1) Workers employed to build the tanks.

(2) Taxpayers. They are now with less to spend and employ few people in other industries

Example 2 – protect American industry

The U.S. government intends to "save" the jobs of U.S. automobile workers by imposing "voluntary" quotas on Japanese car exporters.

Who benefits?

The stockholders of the U.S. companies manufacturing cars and their workers and suppliers.

Who is harmed unintentionally?

(1) The stockholders, employees, and suppliers of Japanese auto companies.

(2) The U.S. consumers. The buyers now have a smaller range of choice of cars and have to pay a higher price for them.

(3) The U.S. farmers and lumbermen. Agricultural and timber products are U.S.’s major export to Japan. If the Japanese earn fewer dollars by selling cars, their demand for these products will fall.

Ironically, the intended outcomes (usually the benefits) are visible, immediate, and concentrated; the unintended outcomes (usually the harms) are invisible, delayed and diffused. The workers who build the tanks, the farmers and lumbermen never have the faintest idea that it is the government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their bad fortune (p.117). To the government, these beneficiaries can exert the most political influence.

His position of minimizing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favor of the private sector may not get rounds of applause these days. Yet, his views of monetary policy, taxation, privatization and deregulation shed insights to the policy of governments around the globe in 1980s. His ideas also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y.

Friedman, M. (1984). Tyranny of the status quo. Orland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全球新政 2

作者指出「温室氣體所形成的重大市場失靈是前所未見的。因此，經濟分析的重點必須是：不同世代的倫理價值、國際合作、對危機的正確評量，以及遠大於微調或經濟學家所鍾愛的術語『邊際遞增』的全面改變。(p.21) 」

                                                                                    

他指出一個典型的美國人，每人每年大約排放20噸温室氣體量，而歐洲人則是 10到 12噸，中國人約是5噸，印度人則是 2噸。如何改變生活方式，達到減排的效果，成了各國目標。

「廣泛地說，有三個政策工具，可以被用來為温室氣體排放量設定一個價格：1. 賦稅，在此情形下，價格是由賦稅的標準決定；2. 對一個固定數量的排放許可進行交易，數量和一開始的配額由政府設定，在此情形的價格，是由市場上的買家和賣家的互動所訂定；以及，3. 管制規定，或是需要高成本設備或過程技術條件 – 隱含的價格，就是額外的成本除以所省下的温室氣體排放量。」(p.161)

「綠色稅收」的概念是 「對你所使用的燃料課稅，而不是對你所得的」(p.162)，為碳排放量設立一個價格，會令消費者在商品和服務如暖氣和旅遊的支出上升。為保護基層社會的生活質素，作者建議可設較低的價格提供一小部分的必需品，如 「生命線」電價。

在制定綠稅時，需要清楚交代這筆款項的用途，亦不要誇大稅收來源的潛在規模。一個明確的政策會讓商家作出相應的調適，如汽車製造商會因應新標準來設計新車款，若這標準是全球性、長期性的，其成本便可以迅速降低 (p.164)。一個清晰的政策方向，亦會有助保險公司發展大規模的作物保險，以保障農民和災民 (p.106-107)。

另外，政府亦可制定產品標籤以說明製造與配送該產品的碳含量，讓消費者來選擇。在英國有 37家居領導地位的食品與消耗品公司宣布聯營配送，並在特定路線上共用車輛，以回應日漸成熟的消費者意識 (p.206)。

書中運用了不少經濟理論，並指出在釐定政策時要考慮的因素。就好像先替温室氣體的濃度訂定一個上限 (p.66)，並在分配排放權時，應同時考慮生產與消費的模式，因許多國家可以透過國際交易 「進口」大量排碳量高的產品，借國際分工把製造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 (p.246-247)。

而在制定國際協議時，亦得當心掉入過於簡化的賽局理論形式：假設別的參與者未能察覺鄰國的作幣，亦不會為此而退出協定；單單强調狹隘的自我利益，打着 「搭便車」的主意，只會使問題惡化 (p.300)。另外，對森林砍伐活動，作者建議宜作全球性的行動，不然會把砍伐的地點轉移到別區，就是所謂的 「滲漏」，徒勞無功 (p.255)。

書中更提及有公司正在發展捕足及封存二氧化碳的新科技，在他們的構思中，碳經由管線運送並深埋地底，以固體的形式保存。若這科技成熟，能有效控制温室氣體的積存 (p. 209)。可是，我們得同時考慮相關的法律責任，如 「誰擁有儲存二氧化碳的地下密室？誰要為儲存和運輸時的滲漏負責」等 (p.262) 。

碳市場將會成為經濟和金融界的新議題，大家可以多多留意。

尼古拉．史登 。(2009) 。《全球新政》。台灣：如果出版社。

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錄

這本書抅起我不少回憶。記得那年的五月，我每晚留意電視台的報導，為遠在北京的學生們打氣。他們只比我大幾歲，卻有著一份「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情懷，對社會現象作深入的探討，並有一針見血的分析。他們認為當前的中國面對以下的問題：

(一)          「知識分子多年來的生活窘境不單未見改善，而且趨勢越顯惡劣。教育經費捉襟見肘，佔國民生產總值不足百分之三，落後於發展中國家的水平。據國家統計局的材料顯示，在十二個行業的月平均工資中，教師收入居於倒數第三位，教師被迫賣茶葉蛋、補習賺取外快，社會上流行著『窮教授』、『傻博士』的說法，教師的待遇和社會地位之低，實屬世界罕見。從八四年九月至八七年九月間在職中小學教師和未就職的師範畢業生流失三十萬人，出現『有書沒人唸，有學沒人教』的局面。」(p.24)

(二)          「在社會層面，一度蔓延的『讀書無用』風氣，『腦體倒掛』現象，使學生開始關注如何做買賣，如何可以賺多些錢」(p. 219)。「……校園的經商熱、出國潮、『麻(雀) 派』、『托(福試) 派』盛行，同學愛『創(造) 收(入)』不愛理想」(p.203)。

(三)          當然亦有在上兩篇所提及的經濟矛盾 (032, 033. 學校真的沒有教過嗎?)，以及貪污腐化等問題。

他們走出校園，以行動來爭取：

(一)          公正客觀地評價胡耀邦的是非功過；

(二)          重新公正，客觀評論報導這次學運；

(三)          維護憲法；

(四)          反貪污、反腐敗，鏟除官倒；

(五)          盡快制定新聞法，允許民間辦報﹔

(六)          糾正十年來最大失誤，提高教育經費，改善教師待遇；

(七)          檢討政府重大政策性失誤。(p.350)

他們的熱誠和堅持，亦喚醒了北京市民、工人和知識份子(如冰心、巴金)，亦得到香港市民及僑居外地的同胞支持。

你可有想過學生們在上街悼念胡耀邦前，會「一個、一個地寫下遺書」，「有時候，誰也不知道明天之後，再見不到的會是誰！ 大家確是很害怕！想起電棍 …… 鐵釘皮帶 ……頭破血流 ……我也想不下去」(p.66)。

你又可有看過他們的《絕食宣言》？「死亡決不是我們的追求。但是如果一個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夠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夠使祖國繁榮昌盛，我們就沒有權利去偷生。」(p.78)

他們有的「靜悄悄地絕水，不驚動旁人，抱必死的決心」(p.80)，有的昏了，被送到醫院，一醒來又偷偷跑回廣場，繼續絕食。

「今次北京學運其中一個口號，是反官倒反貪污。高舉拳頭大聲疾呼的年輕學生們，他們的父母大部分都是國家幹部，而國家幹部大都涉及官倒及貪污的，難道他們要反自己或同學的父母嗎？這個問題，筆者曾詢問過不少當時在天安門廣場上絕食的學生，包括沈彤與吾爾開希，他們在回答問題時卻露出矛盾的微笑與惘然的神情，但答案都差不多一樣﹕『我們不管了，我們現在是搞理想，我們要改革整體的腐化現象，個別的犧牲：算不了甚麼！』(p.233)

學生們為甚麼要作如此大的犧牲呢？他們所承擔的邊際成本 (marginal cost) 遠遠高出個人所得的邊際得益 (marginal benefit)；再加上，他們所爭取的「維護憲法；反貪污、反腐敗，鏟除官倒；盡快制定新聞法，允許民間辦報；高教育經費」等全都是共享物品 (public goods)，學生們大可以讓別人去爭取，若是成功了，他們便可以搭便車 (free-rider)， 坐享其成。

經濟學解答不了他們為甚麽願意作這樣大無畏的犧牲，但可以預測：若每個人都有搭便車的心態，那這場運動就不可能成事，人民的生活也就沒機會得到改善。學生們的選擇感動了他們的同輩、老師，亦感動了數以十萬計的北京市民；市民們都走出來，自願為學生開路，為學生們帶來水、食物及衣物，為保護學生，把軍人圍堵作出游說，以分擔學生們的成本。他們所着眼的，是如何極大化整體的利益 (social benefit)！

六十四名香港記者編著 (2009)。《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錄 (二十周年再版》。香港：香港記者協會。

全球新政 1

氣候變遷成了09年尾的熱門話題，本書的作者是前世界銀行副總裁，他提出了世界經濟改造計劃，看看經濟學者在當中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氣候變遷的成因是在於過量的温室氣體排放，選修高考經濟科的同學對這個題目不會感到陌生，這是典型市場失靈 (market failure) 的例子，同學們可能已在紙上畫出不同的邊際曲線 MPC, MSC, MB 及代表浪費的死三角(deadweight loss)，並點出其成因是產權界定不清，市場機制釋放錯誤訊息，以至價格未能反映物品本身的真實社會成本；若市場失靈不被矯正，就會導致無效率和浪費。同學們甚至會引述庇古 (Pigou) 和高斯 (Coase) 的理論，分析如何使市場運作得宜。

若問題是這樣淺白，那為什麼京都協議書和哥本哈根氣候峯會都未能糾正無效率的市場呢？

書中仔細分析了問題本身的複雜性，如氣候變遷的危險不是在於氣温，而是在於由水而起的災害：暴風雨、乾旱、水災及海平面上升 (p. 18)，而其成因是温室氣體排放。可是温室氣體所造成的外部影響 (externalities) 是長期的、累積的、全球性的、規模龐大和高度不確定的。

另外，「隨著重大的氣温變化，自然地理也會重寫。如果自然地理被重寫，那麼世界的人文地理也會改寫。人類將會有巨大規模的遷徙。最近數百年的教訓確實告訴我們，在相當短的時間內，數以百萬的人類遷徙，將使這個世界陷入大規模且長期的衝突。」(p.49)

富有國家自工業革命以來不斷排放温室氣體，應為温室氣體的累積負上歷史責任；可是未來的氣候狀況卻取決於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和印度的承擔，至於「貧窮國家對温室氣體既存的累積，應負最輕的責任，但它們卻會最早、並且最嚴重地受到氣候變遷的傷害。」(p.23)

國際貿易頻繁，許多國家也獲利於新的分工方式，界定温室氣體排放量及產出亦變得較複雜。因為貧窮國家的經濟活動會由農業轉移到製造業，並把其產品出口到較富有的國家；而不少富有國家已把經濟活動集中在服務業，比起製造業或採掘產業的温室氣體排放量效少。「因此，在決定温室氣體排放的責任歸屬時，必須注意不能過於簡化地完全歸咎於，負責商品製造和温室氣體排放的國家。」(p.37) 而是「消費者與生產者，共同決定了製造地點和温室氣體排放量的模式。」(p.36)

更矛盾的是，有「部分地區 [如北歐、加拿大、東俄羅斯] 將可能因凜冽冬天的減少，以及農業或海洋航線的機會改善而受惠」(p.48)。而地球的另一邊如歐洲和美國西南部，卻會受到更大的損害。

氣候變遷本是一個複雜的連鎖過程：由人類造成温室氣體的排放，並增加其累積量的濃度，到導致氣候暖化，及致環境改變，過程漫長，而且每個階段有着不同的時間差，使得學者們難以取得共識 (p.29-30)。  加上，温室氣體排放量及温度的放變是難以準確預測，一方面當中涉及對未來人口增長和國民生產力增長的預測，另一方面是問題的互動多變，例如「當温度上升攝氏2度或3度時，雨林的吸收能力就會被破壞，使得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為增加。」而且，「永凍土層融化所釋出的甲烷以及雨林更快速地消失，都會導致溫度上升。」(p.41)

以上種種會使市場無法有效的轉遞訊息而失靈。

尼古拉．史登 。(2009) 。《全球新政》。台灣：如果出版社。

看不懂的中國經濟

中國是一個很獨特的經濟體系，她擁有十三億的龐大人口、二十萬億的人民幣居民儲蓄，以及一個在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制度轉變 – 由計劃經濟邁向市場經濟，這些往往跟傳统經濟學的前提不吻合，以至一般經濟理論未能圓滿解釋中國特有的經濟現象，就好像:

(一)          為甚麼武漢的房價可以在一年之內由3,000元1平方米漲價至13,000元? 究竟是甚麼人把這麼貴的房子買下來? 又為甚麼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把房價越打越高? 老百姓又該怎麼辦?

(二)          為甚麼上證指數由2006年的1,000點漲至2007年的6,000多點? 卻又為甚麼在不到半年時間跌破3,000點? 中國股市的未來究竟會往那方向走?

(三)          中國的豬肉價格在半年之內漲價55.8%，而蔬菜價格、玉米價格、食用油價格和飼料價格都自2007年起猛漲。為甚麼？企業家卻抱怨彩電、冰箱等產品賣不出去，要降價促銷。究竟中國所面對的是通漲還是通縮？政府、企業家和老百姓又應如何應對呢?

(四)          國內企業常抱怨招請不到合適員工，但大學畢業生卻有半數找不到工作；農村有大量剩餘的勞動力，城裡卻到處貼著招聘廣告。是勞動力過剩嗎? 那為甚麼工資持續上漲？ 是勞動力不足嗎？ 那為甚麼工作那麼難找？中華民族需具備怎麼樣的人口素質、文化素質和文明素質，才能體現出大國風範？

你對中國的國情，又有多了解呢？

韓秀雲。 (2008)。《看不懂的中國經濟》。香港： 香港財經出版社。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author had worked in the World Bank and “saw firsthand the devastating effect that globalization can have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especially the poor within those countries (p.ix).” He hopes that, as an economist, he might do something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who live in extreme poverty.

Under the competitive model, prices, private property, profits and competition are the four essential ingredients provide incentives and coordinate economic activities. By assumption, markets never fail. And most policy makers view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as the root of all evil and show no concern about the poor. Worse still, it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views of markets and government but a matter of values.

Unfortunately, what we observe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another picture. The consequences of deregulation, liberalization and privatization are prolonged economic recess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banking sector. How should we reconcile what we learn in theory with what we observe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f good economic policies are the solutions to poverty, what do we learn from these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we make policies because of the ideology and politics that fit only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in power? Or should we accept the need and right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allow them to make their own choices that reflect their political judgments?

Stiglitz, Joseph (2002),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Y: Penguin Books

趙紫陽: 軟禁中的談話 2

趙紫陽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發現兩個奇特的現象：「那就是馬克思主義未能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開花結果；卻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生根了。他說：目前，在資本主義國家內，社會主義成分比在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中還多」(p.22) 。 他又認為：「我們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敗應該跟中國人的幸福聯繫起來。如果離開了中國人的幸福來講經濟改革，那本身就是空的。」(p.275)

這不就是經濟學中的混合經濟體制 (mixed economy) 嗎?

趙亦相信政治改革應與經濟改革同步發展。「因為市場經濟是天生的自由派，它要求公平、自由、有序地進行，它不承認任何特權和個人權威，只接受民主與法制的引導；它要求在全世界範圍內建立起自由、民主與法制的新秩序，來擴大發展自己的活動空間，這是世界的潮流」(p.285) 。 若只側重經濟改革，是不能滿足人民的訴求，「因為人民有了文化、有了知識，就不是簡單地要求有飯吃，還要求當主人翁」(p.147) 。

在新高中經濟課程中，加入了經濟發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的部份。當中所引用的生產函數 (production function) 是這樣的:

Y = A f(L, K, H, N)

函數中的Y 是產量， A 是科技及制度， L 是勞動力，K 是資本， H 是人力資本，以及 N 是天然資源。 這條函數告訴我們，一個完善的制度就如同科技開創一樣，會直接影響其他資源的投入。

書中列舉了以下的例子：「只有改變國有制，政府才能不干預企業，才能政企分開，才能避免權錢交易，才能解決腐敗問題」(p.26) 和「一切都採用行政干預、行政手段安排人員的做法，『人才』的價值實現不了」(p.76) 。

趙提倡的政治改革，雖不為中國領導層所接受，甚至有人形容為「半夜雞叫，時候不到，半夜吵人，擾人」(p. 116) ，但亦有志同道合的說：「中國自戊戌變法起就要實現現代化，可到現在也未實現現代化。…… 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毛澤東只解決了一個民族問題，使中國走向獨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把中國納入了世界經濟體系，算是初步解決了民生問題；至於民權問題，所謂『人權』到現在都沒有解決，公民權利隨時都在被侵犯。」(p.277)

宗鳳鳴 (2007)。《趙紫陽: 軟禁中的談話》。香港: 開經出版社。